统计研究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优化与扩展——2025年SNA文本的整体解析

本文旨在系统解析国民经济核算的最新规范，即《2025年国民账户体系》所做的修订。首先梳理了2025年SNA的整体内容架构，对其修订进行总体概括；继而介绍其两种修订模式，重点分析了2025年SNA在编制专题与扩展账户方面提供的原则性指导；接下来基于SNA演进的历史总结了“超越GDP”的最新动向；最后结合2025年SNA修订的核心特征与我国国情，就2025年SNA在我国落地实施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期为相关理论研究和统计实践提供参考。

2025年SNA关于全球生产安排和贸易分销核算的修订及影响分析

随着全球生产分工的日益复杂化和经济格局的深层次调整，2008年SNA在反映跨国生产活动方面存在明显局限，制约了经济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影响宏观经济决策的科学性。为有效应对上述问题，国民账户协调工作组（ISWGNA）将全球生产安排和贸易分销相关议题特别纳入2008年SNA修订的研究范畴，并持续推进相关研究，最终形成2025年SNA中的相应内容。本文聚焦于此次SNA修订中关于全球生产安排和贸易分销核算的内容，系统梳理全球生产安排与贸易分销核算演进过程，全面归纳此次修订的核心要点，并深入剖析修订的潜在影响。在此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为适应新的国际标准对现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调查制度进行修订的具体建议。本文研究为完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调查制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以适应全球化不断加深、跨国生产和交易活动日益频繁与复杂的实际情况，更好服务宏观经济决策。

新企业进入能否激励在位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来自全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的证据

新企业进入激发市场活力。本文基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从“要素–结构–功能”系统多维度视角，采用变异系数法测算2010—2022年A股上市在位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数，基于全国工商注册企业大数据统计新企业进入，探究新企业进入对在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新企业进入显著提升在位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这一结论通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机制分析发现，新企业进入市场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机制提升在位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一是通过促进在位企业采取多元策略应对激励竞争的市场竞争效应，二是通过直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供丰富生产性选择和促进企业间协同合作的资源配置效应，三是通过学习和使用新企业先进技术的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在高市场化程度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大规模企业中，新企业进入提升在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激励效应更强。

生产网络视角下产业链多维冲击的影响效应分析

风险冲击的多元化和冲击传导的网络化成为当前产业链波动的两个突出特征。本文通过构建多维冲击的生产网络模型，模拟测算了工业部门在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生产结构冲击三类典型产业链冲击下的扩散效应和感应效应，考察了部门重要性和经济韧性的变化趋势，并进一步分析了部门间的相互影响和关联强度。研究表明：第一，不同类型冲击对各工业部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部门异质性，总体上，中下游制造业部门的扩散效应更高，而上游采矿业部门的感应效应更高；第二，服务业受到冲击对宏观经济的扩散效应不断上升，而工业则相对下降，同时两大产业的感应效应呈现同步下降趋势，表明我国经济的整体韧性在持续上升；第三，少数部门在产业链冲击中的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是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关键部门，也是稳经济的重要着力点。本文建议从风险评估预警、风险控制阻断、产业链恢复强化等方面构建事前、事中、事后三重风险应对机制，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中国各区域嵌入全球数字价值链的路径与趋势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OECD全球投入产出表，通过编制划分数字和非数字贸易支撑部门的我国区域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区域嵌入全球数字价值链（GDVC）的增加值测算框架，清晰直观地刻画我国各区域嵌入全球数字价值链的路径及其变动趋势。研究发现：我国参与全球数字价值链增加值主要来源于国外需求拉动型的单一GDVC分工，其次是我国国内数字价值链（NDVC）拉动型的混合GDVC分工。进一步研究表明，尽管区域间参与数字价值链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地区差异性仍然存在，东部地区在全球数字分工中的参与度较高，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参与度相对较低。因此，在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数字分工体系，合理有序引导全球数字分工向内陆地区梯度转移，是避免产生新的数字鸿沟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路径。

数据治理与企业内外贸波动——来自数字应用程序的证据

凭借随时随地收集和即时转换信息的能力，数字应用程序（APP）的数据治理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为此，本文以企业上线APP为切入点，基于2010—2024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中考察数据治理对内外贸增速波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上线APP后，企业通过提供多元化产品服务、加快APP更新频率和增加创新产出，有效降低其对外贸易（以下简称外贸）增速波动。然而，较高的国内贸易成本会约束APP通过相同的路径降低企业国内贸易增速波动。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不仅能够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务信息化降低国内贸易成本，激活APP对国内贸易增速波动的调控作用；还能通过APP降低外贸增速波动，保持或甚至增强企业出口能力。研究结论对于在微观层面理解数据治理如何协同推动内外贸市场的“稳中求进”具有重要意义。

无工厂生产的界定、归类和识别研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

经济全球化发展促使生产呈碎片化趋势，生产所需的资源能够通过跨国贸易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一种无工厂生产的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并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制造、医药制造、电子设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无工厂生产的统计界定和归类仍存争议，其识别工作进展缓慢。本文梳理相关研究，厘清无工厂生产的定义和内涵，提出宽口径无工厂生产定义和纳入制造业的归类建议，并以我国视角，对无工厂生产者的归类进行探讨；在现有数据基础上，识别出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无工厂生产者并分析其特征，为无工厂生产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农林渔业卫星账户：历史演进、标准前沿与中国方案

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是国际农林渔业统计的有效工具。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统计司于2020年发布了农林渔业卫星账户的最新国际标准，即《农林渔业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AFF 2020）。基于此，本文追溯农林渔业卫星账户从以SNA为框架到以SEEA为框架的指南转变过程，探究各国实践农林渔业卫星账户的历史；梳理SEEA-AFF 2020的标准框架脉络，提炼SEEA-AFF 2020账户的编制方法、数据来源与编制难点，分析SEEA-AFF 2020相比于以往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指南的核心变化；根据我国农林渔业统计的现状、问题和改进难点，设计我国的账户编制方案，试编部分农林渔业卫星账户，以期为我国编制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提供一定参考。

投入产出框架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赋能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测算研究

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标准，构建了反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DIOT）模型，并编制了2007年、2012年、2017年和2020年我国139部门的DIOT表，进而测算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通过产业关联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07—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的贡献稳步提升，2020年分别达到24.51%和19.31%。第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正在成为经济和就业增长的重要动能。2007—2012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主要源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拉动，到2012—2020年则转变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拉动。第三，分行业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自身创造的增加值和就业大于其对传统产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作用，且近年来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服务业贡献相对较大，且贡献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而对制造业贡献相对较小。第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与传统产业具有紧密的生产关联，传统产业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依赖度不断提升，数字赋能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增强，在分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经济和就业的贡献时需要考虑其通过产业关联发挥的赋能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更加科学准确量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贡献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实证参考。

我国数字经济融合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本文从价值链投入产出视角界定了数字经济融合的概念和范围，划分数字经济融合类型，构建了一组数字经济融合测度指标体系。基于RAS的拓展方法（IGRAS）创建了2001—2020年数字经济序列投入产出表新数据集，测度了数字经济核心部门内部以及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数字化效率提升部门之间来自供给与需求两个方向的融合程度，总结了数字经济融合的主要特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供给侧和需求侧部门的平均融合度均超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均融合程度，呈现出较强的拉动与推动力量；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原材料、能源和机械制造部门的供给侧融合度较高，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侧融合逐渐加深，反映出数字经济核心部门发展对上游关联部门的依赖性增强；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部分制造业部门和研发部门的需求侧融合度较高，表明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为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开展研发活动提供了数字化和智能化支持，不同部门的数字化进程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类型的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融合方式呈现多样性，体现了基于数字经济产业关联的紧密性与渗透性差异。本研究对于把握现阶段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特征和趋势，深刻认识数字经济融合的多样化模式，对激励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统计内涵的深入考察,本文在充分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同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项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标数量不多但覆盖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指标不重复,数据易获得。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度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1978-2008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经济总量增长明显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的异同和SPSS软件——兼与刘玉玫、卢纹岱等同志商榷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及ML指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倒退且不具收敛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如此,仍有一半左右的工业行业在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较高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权结构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资本深化、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外商投资能提升技术进步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未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规模并无直接关联。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统计内涵的深入考察,本文在充分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同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项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标数量不多但覆盖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指标不重复,数据易获得。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特征与实证研究

深入探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是引导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基础。本文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从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证券、碳金融等多个维度定量评价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详细考察了绿色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效应与特征。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二者呈非线性关系,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而言,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大多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处于门限值之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提供参考,也为有重点、分阶段、分区域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应该注意的问题

将主成分分析用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较普遍,但因缺乏应用条件的考虑而导致评价结果不具合理性甚至错误,故应深入研究其应用条件。本文应用因子分析法因子载荷阵的简单结构、加权算术平均数的合理性,得出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的应用条件是:指标是正向、标准化的,主成分载荷阵达到更好的简单结构,主成分正向,主成分与变量显著相关;并结合2010年广东省各市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评价实例提出了一些建议。

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的异同和SPSS软件——兼与刘玉玫、卢纹岱等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