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研究

本期导读

<正>《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一文放松了我国现有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编制的比例性假定。提出一种新的进口矩阵估计方法。首先,基于海关HS8位码与投入产出部门的对应关系,识别进口品的来源部门;其次,利用广义经济类别分类与HS6位码的对照表,识别进口品的用途及对应比例;最后,匹配海关企业数据与经过机器学习处理的工商注册企业数据,估计中间品进口系数矩阵。该方法显著提升了进口矩阵估计的准确性。《国际能源冲击与金融市场稳定》一文从个体及系统层面分析国际传统能源市场和清洁能源市场对国内金融市场风险传导的理论基础、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

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一种新的进口矩阵估计方法

高质量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为研究国际贸易、产业链韧性等开放型经济问题提供基础数据。本文针对现有2017年以前我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编制普遍依赖比例性假定的问题，基于海关企业数据与工商注册企业数据，结合深度学习算法，提出了一种新的进口矩阵估计方法并编制了2000—2016年我国37部门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为了准确识别进口品的来源与使用部门，本文设计了如下主要估计步骤：首先，基于海关HS8位码与投入产出部门的对应关系，识别进口品的来源部门；其次，利用广义经济类别分类与HS6位码的对照表，识别进口品的用途，估计出各部门进口品被分别用于中间投入与最终使用的比例；最后，匹配海关企业数据与经过机器学习处理的工商注册企业数据，以进口企业所在部门作为进口中间品使用部门对中间品进口系数矩阵进行估计，进而编制出完整的进口矩阵和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通过与基于比例性假定编制的投入产出表的比较分析发现，基于比例性假定的方法会对部门层面的出口国外增加值率（FVAR）等重要指标的测算产生-10%～40%的估计偏误。本文提出的方法放松了比例性假定，显著提升了进口矩阵估计的准确性，可以更好地反映国内外行业间的实际经济联系，将为开放型经济相关研究提供优质数据。

我国共享住宿经济统计核算问题研究

共享住宿经济蓬勃发展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但共享住宿经济统计核算正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经济活动在政府统计数据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为厘清共享住宿经济统计核算的相关问题，本文系统分析共享住宿经济的概念、特征、作用及核算理论，构建了共享住宿经济统计核算理论框架，并设计了共享住宿经济统计调查方案。本研究为共享住宿经济核算理论及统计实践提供重要参考。

国际能源冲击与金融市场稳定——理论基础、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

防范化解外部不确定性冲击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安全防线的核心任务，探究国际能源冲击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交叉分位数相关法、分位数关联法和混频建模法，从个体及系统层面分析了国际传统能源市场和清洁能源市场对国内金融市场风险传导的理论基础、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能源的商品属性是国际能源市场冲击金融市场稳定的主要原因。由于我国能源金融化水平相对较低，能源的金融属性在风险传导中的作用有限；国际能源市场对金融市场的风险传导具有低强度、极端性、非持续性、非对称性和时变性等特征，整体未对金融市场构成系统性威胁。相较于传统能源市场，国际清洁能源市场对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冲击更为强烈；中美两国经济增长对国际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风险联动的影响存在此消彼长的动态关系。国际能源市场与外汇市场的风险联动对国内外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国际天然气市场与金融市场的风险联动相对稳定。相较于国内经济、金融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国际因素对风险联动的影响更为广泛。研究结论为防范化解金融市场输入性风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中国内外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差异何在？——从分工比较到协作互动视角的测算与分析

随着资本跨境流动的加速，外资企业与我国内资企业的产业网络交织日趋复杂。然而，传统的全球价值链核算框架更关注跨国贸易往来，往往忽视跨境资本流动，难以准确反映内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生产贸易活动。基于此，本文运用能够同时识别跨国贸易往来与资本流动的全球价值链核算框架，从分工比较到协作互动的双重视角，对我国内外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差异化特征进行测算分解，并从产业数字化角度探讨背后的驱动因素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基于分工比较视角，外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呈现出较明显的本地偏好特征，但近年来内资企业在此方面的增长态势更为强劲，传统核算框架对两类企业全球价值链活动规模均有一定程度的低估；基于协作互动视角，我国内外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协作关系具有非对称的矢量性特征；基于上述两个研究视角，产业数字化均可通过劳动力本土化和全球价值链嵌入等机制，显著影响内外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差异化表现。该研究结果为平衡我国内外资企业协调发展，畅通国内、国际贸易与资本循环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要素产出弹性的范围趋势测算、分资本比较与应用研究

要素产出弹性是研判收入分配公平性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基础参数，对其进行准确测算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放宽市场完全竞争假设的情况下，本文基于非效率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与投入产出测度框架对2002—2020年我国要素产出弹性进行变化范围和趋势测算。在3种假设条件下，对6种类型资本产出弹性的变动趋势进行比较，并推测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的区间。研究发现，基于零利润和折旧成本假设能够界定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的变化范围，范围区间宽度在2007年后逐步收敛，且以投资支出和资本使用者成本为代理变量的测算结果验证了该范围估计的有效性。传统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以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软件、研究与试验发展（R&D）为代表的新型资本产出弹性呈现逐年上升的现象，经济增长动能由传统要素驱动向知识创新驱动的变化特征明显。此外，应用分析的结果表明，基于零利润假设的测算通常会低估TFP增长率，从而低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实际贡献。本文研究结论对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识别关键增长动力，强化宏观政策调控具有启示意义。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

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地缘政治形势趋紧等外部环境影响，我国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夯实新经济根基，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本文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但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又可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机制分析表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主要通过提升企业融资能力、提高创新质量、增加投资者关注度，以及提升行业竞争程度4条机制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检验表明，国有企业组、高管理层权力集中度组、高科技行业组、高污染行业组、高人工智能化程度组或高ESG评级组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迁移学习结果表明，无论是单一机制还是组合机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相关作用机制均具备可持续性。

隐私保护下基于多源域迁移学习的信用风险预警研究

新贷款业务的风险管理常面临数据不足和维度过高问题，从相似业务中学习数据知识是解决此类问题的重要思路。然而，跨业务或跨机构的数据存在异质性，且受隐私保护限制，数据无法共享。为此，本文基于深度神经网络（DNN）模型，提出多源域迁移学习方法（Trans-MCP-KL），以解决隐私保护下跨数据的信用风险预警问题。该方法通过计算源域与目标域模型输出的KL散度，在不共享原始数据的前提下衡量数据异质性，并建立MCP-KL函数动态调整源域知识迁移强度以缓解负迁移问题。此外，针对DNN模型建立L1 Group MCP惩罚，解决特征维度过高问题。模拟分析发现，当源域提供高质量辅助信息时，Trans-MCP-KL的预测性能显著优于独立建模方法及其他迁移学习模型；即使所有源域的信息价值均较低，该方法仍表现出较好的适应性。将该方法应用于某银行新型贷款业务的信用风险分析，结果表明新方法能够有效学习多源域知识，在风险因子选择和违约预测方面具备一定的有效性。

无工厂生产的界定、归类和识别研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

经济全球化发展促使生产呈碎片化趋势，生产所需的资源能够通过跨国贸易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一种无工厂生产的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并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制造、医药制造、电子设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无工厂生产的统计界定和归类仍存争议，其识别工作进展缓慢。本文梳理相关研究，厘清无工厂生产的定义和内涵，提出宽口径无工厂生产定义和纳入制造业的归类建议，并以我国视角，对无工厂生产者的归类进行探讨；在现有数据基础上，识别出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无工厂生产者并分析其特征，为无工厂生产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农林渔业卫星账户：历史演进、标准前沿与中国方案

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是国际农林渔业统计的有效工具。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统计司于2020年发布了农林渔业卫星账户的最新国际标准，即《农林渔业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AFF 2020）。基于此，本文追溯农林渔业卫星账户从以SNA为框架到以SEEA为框架的指南转变过程，探究各国实践农林渔业卫星账户的历史；梳理SEEA-AFF 2020的标准框架脉络，提炼SEEA-AFF 2020账户的编制方法、数据来源与编制难点，分析SEEA-AFF 2020相比于以往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指南的核心变化；根据我国农林渔业统计的现状、问题和改进难点，设计我国的账户编制方案，试编部分农林渔业卫星账户，以期为我国编制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提供一定参考。

投入产出框架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赋能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测算研究

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标准，构建了反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DIOT）模型，并编制了2007年、2012年、2017年和2020年我国139部门的DIOT表，进而测算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通过产业关联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07—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的贡献稳步提升，2020年分别达到24.51%和19.31%。第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正在成为经济和就业增长的重要动能。2007—2012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主要源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拉动，到2012—2020年则转变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拉动。第三，分行业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自身创造的增加值和就业大于其对传统产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作用，且近年来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服务业贡献相对较大，且贡献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而对制造业贡献相对较小。第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与传统产业具有紧密的生产关联，传统产业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依赖度不断提升，数字赋能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增强，在分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经济和就业的贡献时需要考虑其通过产业关联发挥的赋能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更加科学准确量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贡献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实证参考。

我国数字经济融合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本文从价值链投入产出视角界定了数字经济融合的概念和范围，划分数字经济融合类型，构建了一组数字经济融合测度指标体系。基于RAS的拓展方法（IGRAS）创建了2001—2020年数字经济序列投入产出表新数据集，测度了数字经济核心部门内部以及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数字化效率提升部门之间来自供给与需求两个方向的融合程度，总结了数字经济融合的主要特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供给侧和需求侧部门的平均融合度均超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均融合程度，呈现出较强的拉动与推动力量；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原材料、能源和机械制造部门的供给侧融合度较高，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侧融合逐渐加深，反映出数字经济核心部门发展对上游关联部门的依赖性增强；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部分制造业部门和研发部门的需求侧融合度较高，表明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为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开展研发活动提供了数字化和智能化支持，不同部门的数字化进程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类型的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融合方式呈现多样性，体现了基于数字经济产业关联的紧密性与渗透性差异。本研究对于把握现阶段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特征和趋势，深刻认识数字经济融合的多样化模式，对激励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统计内涵的深入考察,本文在充分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同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项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标数量不多但覆盖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指标不重复,数据易获得。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度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1978-2008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经济总量增长明显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的异同和SPSS软件——兼与刘玉玫、卢纹岱等同志商榷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及ML指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倒退且不具收敛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如此,仍有一半左右的工业行业在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较高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权结构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资本深化、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外商投资能提升技术进步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未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规模并无直接关联。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统计内涵的深入考察,本文在充分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同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项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标数量不多但覆盖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指标不重复,数据易获得。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特征与实证研究

深入探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是引导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基础。本文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从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证券、碳金融等多个维度定量评价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详细考察了绿色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效应与特征。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二者呈非线性关系,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而言,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大多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处于门限值之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提供参考,也为有重点、分阶段、分区域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应该注意的问题

将主成分分析用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较普遍,但因缺乏应用条件的考虑而导致评价结果不具合理性甚至错误,故应深入研究其应用条件。本文应用因子分析法因子载荷阵的简单结构、加权算术平均数的合理性,得出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的应用条件是:指标是正向、标准化的,主成分载荷阵达到更好的简单结构,主成分正向,主成分与变量显著相关;并结合2010年广东省各市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评价实例提出了一些建议。

环境、社会及治理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本文以2010—2020年重污染企业为样本，研究环境、社会及治理（ESG）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ESG信息披露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间存在U型关系；ESG信息披露可通过成本效应、资源效应与治理效应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环境不确定性与环境规制皆对ESG信息披露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具体地：当环境不确定性较大时，ESG信息披露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的转折点左移，ESG信息披露所带来的资源效应与治理效应相比成本效应更加凸显，可抵御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随着环境规制趋于完善，ESG信息披露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的转折点左移，ESG信息披露所带来的资源效应与治理效应的积极作用得到强化，可抵减成本效应的负向影响。本文从ESG信息披露视角为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提出了思路，同时为ESG信息披露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