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研究

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统计测度、动态演进与关联网络

基于新发展理念，本文构建了包含数字生产力、协作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开放生产力和共享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我国各省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地区差异及空间关联特征。研究表明，2013—2023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逐年跃升态势，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与中部地区展现出“双峰并峙”的态势不同，东部与西部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出“单峰驱动”的势头；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呈现结构性失衡样态，非均衡特征日趋显著，地区间差距的扩大伴随着空间分化程度的提升；新质生产力的空间网络布局已实现从离散状态向集聚形态的系统性重构，宏观上形成了东稠西疏的核心–边缘格局；随着各省份在新质生产力关联网络中位势的动态跃迁，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逐渐分化为华北板块、长江中下游与珠三角板块、东北与西北板块以及西部板块，但板块间的联动效应亟待强化。有鉴于此，应全面深化改革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立足地区资源禀赋，科学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应深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构筑稳固且高效的新质生产力联动网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我国新型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综合测算及应用研究

本文采用拓展的永续盘存法，系统估算了全国和各省份2003—2021年新型基础设施的全套资本存量，并从财富性视角编制新型基础设施资产负债表，从生产性视角估计其产出弹性值。研究发现，我国新型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净额以14%左右的年均增速攀升，截至2021年年底达到7.102万亿元。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其中的占比分别为47.170%、29.555%和23.275%，细分类型后的占比排序从高到低依次为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整体以及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的资本产出弹性值分别为0.063、0.008、0.031和0.044。其中，融合基础设施的资本产出弹性值持续上升，创新基础设施不断降低，而整体和信息基础设施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同时，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的资本产出弹性值均在东部地区最高，而创新基础设施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更高。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优化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策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量化支撑。

企业数字化转型、价值共创与供应链韧性

数字时代最根本变革在于价值链的逆转，数字化有助于企业之间价值共同体的形成，是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关键力量。本文基于协同演化理论，从价值共创角度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重塑供应链生态、提升供应链韧性的理论框架；从拓展的多维动态能力框架以及周期波动中的下滑与回弹层面测度供应链韧性；运用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供应链韧性；价值共创从根源上解释了数字时代供应链韧性提升的内在机制，具体表现为主体需求、合作共生、效率协同和柔性灵活4个方面；在数字化引致企业高度分化背景下，企业间数字鸿沟和部分企业盲目数字化转型不利于供应链韧性的提升。本文为加快数字技术与供应链深度融合、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提供证据支持。

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高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能力吗？——基于银行风险承担的渠道检验

数字化浪潮下商业银行迎来转型发展的新契机，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渠道十分必要。本文构建了包含数字化转型、银行风险承担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理论模型，从理论机理层面剖析银行风险承担作用机制，同时通过网络爬虫构建银行数字化转型指数，并基于2009—2022年我国173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渠道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流动性创造能力。数字化转型抑制资产端的收益追逐动机，同时强化负债端的安全寻求动机，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并最终促进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其中，资产端风险承担渠道对流动性创造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促进流动性创造的风险承担效应在资产规模较小、资本充足率较低的商业银行中表现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表内流动性创造具有显著影响，且该影响主要体现在资产端。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下商业银行调整流动性创造的内在动机，丰富了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效应研究，为增强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提供实证参考。

我国省域碳减排责任核算与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基于公平和效率视角

制定公平有效的省域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不仅有利于我国减排目标成功向区域分解落实，而且有利于推动我国省域碳减排高效公平。本文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研究我国省域碳转移，结合增加值贸易分别测算生产者、消费者和共担责任下的省域碳排放量，进而利用ZSG-DEA模型和熵值法，从公平、效率、兼顾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给出7种省域碳排放权分配方案。研究发现，我国各省份在不同碳减排责任下测算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省份在消费者责任下的碳排放量显著大于生产者责任下的碳排放量，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省份或者能源化工大省则在生产者责任下的碳排放量显著大于消费者责任下的碳排放量。此外，23个省份共担责任下的碳排放量介于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之间。相比于只考虑公平或效率维度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兼顾公平和效率维度的分配方案减排成本较低，分配结果更为公平。其中，消费–效率原则的分配方案下，全国平均减排成本最小，减排总收益较高，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省份来说更具优势。这种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将有利于我国经济整体的低碳化发展，可为提高碳排放总量控制效率、提升碳减排成本有效性、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创新合作网络的时空演进特征及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在构建数字经济创新合作数据库的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数字经济创新合作网络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评估其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在时间维度，数字经济创新合作经历了波动上行阶段（1985—2000年）、合作高速增长阶段（2001—2015年）和高质量合作阶段（2016年至今），且呈现出高度的空间集聚特征。其次，在空间维度，数字经济产业的创新扩散效应持续增强，城市群之间逐渐形成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再次，在收入分配维度，参与合作显著提升了本地收入水平，并有效缩小了地区间相对差距。最后，从时空异质性来看，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数字经济创新合作对于地区发展的影响要大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对于区域不平衡的缓解作用要小于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空间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经济创新合作对于其他城市群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创新合作在缩小其他城市群之间相对差距的同时，也促进了绝对差距的收敛，这可能与其单核心的经济空间布局有较大关系。本文从创新合作视角拓展了数字经济研究的边界，对创新扩散效应的动态考察深化了现有对创新合作网络的研究，并为缓解偏向性技术进步与区域平衡发展的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

无工厂生产的界定、归类和识别研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

经济全球化发展促使生产呈碎片化趋势，生产所需的资源能够通过跨国贸易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一种无工厂生产的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并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制造、医药制造、电子设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无工厂生产的统计界定和归类仍存争议，其识别工作进展缓慢。本文梳理相关研究，厘清无工厂生产的定义和内涵，提出宽口径无工厂生产定义和纳入制造业的归类建议，并以我国视角，对无工厂生产者的归类进行探讨；在现有数据基础上，识别出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无工厂生产者并分析其特征，为无工厂生产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农林渔业卫星账户：历史演进、标准前沿与中国方案

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是国际农林渔业统计的有效工具。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统计司于2020年发布了农林渔业卫星账户的最新国际标准，即《农林渔业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AFF 2020）。基于此，本文追溯农林渔业卫星账户从以SNA为框架到以SEEA为框架的指南转变过程，探究各国实践农林渔业卫星账户的历史；梳理SEEA-AFF 2020的标准框架脉络，提炼SEEA-AFF 2020账户的编制方法、数据来源与编制难点，分析SEEA-AFF 2020相比于以往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指南的核心变化；根据我国农林渔业统计的现状、问题和改进难点，设计我国的账户编制方案，试编部分农林渔业卫星账户，以期为我国编制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提供一定参考。

投入产出框架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赋能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测算研究

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标准，构建了反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DIOT）模型，并编制了2007年、2012年、2017年和2020年我国139部门的DIOT表，进而测算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通过产业关联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07—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的贡献稳步提升，2020年分别达到24.51%和19.31%。第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正在成为经济和就业增长的重要动能。2007—2012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主要源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拉动，到2012—2020年则转变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拉动。第三，分行业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自身创造的增加值和就业大于其对传统产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作用，且近年来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服务业贡献相对较大，且贡献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而对制造业贡献相对较小。第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与传统产业具有紧密的生产关联，传统产业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依赖度不断提升，数字赋能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增强，在分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经济和就业的贡献时需要考虑其通过产业关联发挥的赋能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更加科学准确量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贡献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实证参考。

我国数字经济融合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本文从价值链投入产出视角界定了数字经济融合的概念和范围，划分数字经济融合类型，构建了一组数字经济融合测度指标体系。基于RAS的拓展方法（IGRAS）创建了2001—2020年数字经济序列投入产出表新数据集，测度了数字经济核心部门内部以及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数字化效率提升部门之间来自供给与需求两个方向的融合程度，总结了数字经济融合的主要特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供给侧和需求侧部门的平均融合度均超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均融合程度，呈现出较强的拉动与推动力量；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原材料、能源和机械制造部门的供给侧融合度较高，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侧融合逐渐加深，反映出数字经济核心部门发展对上游关联部门的依赖性增强；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部分制造业部门和研发部门的需求侧融合度较高，表明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为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开展研发活动提供了数字化和智能化支持，不同部门的数字化进程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类型的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融合方式呈现多样性，体现了基于数字经济产业关联的紧密性与渗透性差异。本研究对于把握现阶段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特征和趋势，深刻认识数字经济融合的多样化模式，对激励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统计内涵的深入考察,本文在充分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同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项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标数量不多但覆盖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指标不重复,数据易获得。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度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1978-2008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经济总量增长明显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的异同和SPSS软件——兼与刘玉玫、卢纹岱等同志商榷

连接函数(copula)技术与金融风险分析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统计内涵的深入考察,本文在充分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同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项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标数量不多但覆盖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指标不重复,数据易获得。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特征与实证研究

深入探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是引导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基础。本文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从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证券、碳金融等多个维度定量评价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详细考察了绿色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效应与特征。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二者呈非线性关系,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而言,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大多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处于门限值之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提供参考,也为有重点、分阶段、分区域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应该注意的问题

将主成分分析用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较普遍,但因缺乏应用条件的考虑而导致评价结果不具合理性甚至错误,故应深入研究其应用条件。本文应用因子分析法因子载荷阵的简单结构、加权算术平均数的合理性,得出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的应用条件是:指标是正向、标准化的,主成分载荷阵达到更好的简单结构,主成分正向,主成分与变量显著相关;并结合2010年广东省各市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评价实例提出了一些建议。

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的异同和SPSS软件——兼与刘玉玫、卢纹岱等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