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研究

2025年国民账户体系的主要变化及影响分析

自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发布以来，全球经济社会呈现出新变化新特点，全球化、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国民经济核算带来新挑战。为推动国民账户体系（SNA）不断改进完善，适应新的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联合国于2020年启动2008年国民账户体系的修订工作。经过5年的努力，2025年3月，第56届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国民账户体系。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新旧两个版本的国民账户体系，全面系统地梳理2025年国民账户体系的修订变化，分析修订内容对宏观经济指标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影响，为研究与实施2025年国民账户体系、改进和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参考。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测算与分析

本文借助国内生产总值（GDP）生产法核算思路，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的统计标准、口径和范围，首次设计并应用五步法测算2007—2022年我国30个样本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的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利用核密度估计与Dagum基尼系数考察区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的演进趋势与差异来源，为各地区贯彻落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新经济目标提供量化支撑。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稳步上升且在2013年后显著高于GDP增长率，但存在产业分化和区域分化。具体来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主要集中于数字产品制造业与数字技术应用业，且是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结构性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相对规模由“高–低”两极分化向“高–中–低”多极分化转变，且极差有扩大趋势。东部–中部、东部–西部差异有所缓和，但2010年之后南方–北方地区差异超过东部–中部差异，逐渐逼近东部–西部差异。因此，要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必须在深入理解和把握数字产业化的规律、趋势和政策需求基础上，破除其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形成东西南北中纵横联动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新质生产力驱动作用：基于现代化产业体系进程的评价研究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产业载体，也是新质生产力驱动作用的具象表征。本文将现代化产业体系细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化产业5个部分，利用投入产出表模型从产业规模、产业关联力、产业辐射力、产业开放性、产业就业贡献力5个角度构建多指标评价体系，最后基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研究结果揭示新质生产力驱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驱动作用明显，但仍有待进一步激发。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化产业要素资源优势明显，而现代农业发展规模较小，先进制造业易受进口品制约影响，且二者发展活力均有待加强。下一阶段应坚持内外联动，加快产业融合，激活创新引擎，释放要素红利，以进一步增强新质生产力驱动作用，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便利化政策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单一窗口”的跨国面板数据检验

我国正全面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谈判，协定明确提出设立安全互连的“单一窗口”，以促进跨境贸易管理有关的数据交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政策作为数字贸易便利化领域的重大举措，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其实施效应的实证研究甚为缺乏。本文基于1995—2019年全球225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单一窗口”政策对国家或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实施“单一窗口”政策能显著促进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国或地区实施“单一窗口”政策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供应链效率和促进中间品进口三个渠道促进该国或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实施“单一窗口”政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单一窗口”政策实施对中间品和低技术产品出口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相对更大。研究还发现，出口方和进口方之间实现“单一窗口”跨境互操作，会进一步放大“单一窗口”政策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该结论为我国以加入DEPA谈判为契机，加快推进“单一窗口”跨境互操作等数字贸易便利化条款的试点提供经验证据。

ICT贸易依赖网络结构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但近年来全球ICT产业发展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影响。本文构建了1996—2022年间全球126个经济体的ICT贸易依赖网络，探讨其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其中包括两次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关键事件，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研究发现：ICT贸易依赖网络呈现“核心–外围”结构和“小世界”特性，中国和美国是关键枢纽，中美之间合作与冲突并存；不同时期ICT贸易依赖网络存在结构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冲击降低了网络连通性和互惠性，增强了地理区域化特征。2018年以后，中美ICT贸易依赖关系逐渐减弱，与区域贸易协定（RTA）合作伙伴的联系增强；ICT贸易依赖网络关联关系的形成同时受到内生和外生机制的影响，经济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RTA签订及RTA数字化程度对ICT贸易依赖关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特别是在摩擦冲突加剧期，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签订数字化程度更深的RTA条款能更有效地维护依赖关系。本文研究表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积极倡导基于规则的多边数字贸易体系是抵御逆全球化风险的有效策略。

无工厂生产的界定、归类和识别研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

经济全球化发展促使生产呈碎片化趋势，生产所需的资源能够通过跨国贸易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一种无工厂生产的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并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制造、医药制造、电子设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无工厂生产的统计界定和归类仍存争议，其识别工作进展缓慢。本文梳理相关研究，厘清无工厂生产的定义和内涵，提出宽口径无工厂生产定义和纳入制造业的归类建议，并以我国视角，对无工厂生产者的归类进行探讨；在现有数据基础上，识别出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无工厂生产者并分析其特征，为无工厂生产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农林渔业卫星账户：历史演进、标准前沿与中国方案

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是国际农林渔业统计的有效工具。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统计司于2020年发布了农林渔业卫星账户的最新国际标准，即《农林渔业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AFF 2020）。基于此，本文追溯农林渔业卫星账户从以SNA为框架到以SEEA为框架的指南转变过程，探究各国实践农林渔业卫星账户的历史；梳理SEEA-AFF 2020的标准框架脉络，提炼SEEA-AFF 2020账户的编制方法、数据来源与编制难点，分析SEEA-AFF 2020相比于以往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指南的核心变化；根据我国农林渔业统计的现状、问题和改进难点，设计我国的账户编制方案，试编部分农林渔业卫星账户，以期为我国编制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提供一定参考。

投入产出框架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赋能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测算研究

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标准，构建了反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DIOT）模型，并编制了2007年、2012年、2017年和2020年我国139部门的DIOT表，进而测算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通过产业关联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07—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的贡献稳步提升，2020年分别达到24.51%和19.31%。第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正在成为经济和就业增长的重要动能。2007—2012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主要源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拉动，到2012—2020年则转变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拉动。第三，分行业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自身创造的增加值和就业大于其对传统产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作用，且近年来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服务业贡献相对较大，且贡献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而对制造业贡献相对较小。第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与传统产业具有紧密的生产关联，传统产业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依赖度不断提升，数字赋能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增强，在分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经济和就业的贡献时需要考虑其通过产业关联发挥的赋能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更加科学准确量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贡献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实证参考。

我国数字经济融合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本文从价值链投入产出视角界定了数字经济融合的概念和范围，划分数字经济融合类型，构建了一组数字经济融合测度指标体系。基于RAS的拓展方法（IGRAS）创建了2001—2020年数字经济序列投入产出表新数据集，测度了数字经济核心部门内部以及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数字化效率提升部门之间来自供给与需求两个方向的融合程度，总结了数字经济融合的主要特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供给侧和需求侧部门的平均融合度均超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均融合程度，呈现出较强的拉动与推动力量；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原材料、能源和机械制造部门的供给侧融合度较高，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侧融合逐渐加深，反映出数字经济核心部门发展对上游关联部门的依赖性增强；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部分制造业部门和研发部门的需求侧融合度较高，表明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为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开展研发活动提供了数字化和智能化支持，不同部门的数字化进程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类型的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融合方式呈现多样性，体现了基于数字经济产业关联的紧密性与渗透性差异。本研究对于把握现阶段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特征和趋势，深刻认识数字经济融合的多样化模式，对激励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未知空间权重矩阵及固定效应下空间自回归模型估计——以两层次市场发展格局为例

2022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厘清各地方市场间的合作竞争关系有助于更快更好地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准确反映我国地方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构成的两层次市场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将未知的非对称空间权重矩阵与固定效应同时引入带协变量的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放宽模型对变量的严格假设条件，提出一类带未知空间矩阵和固定效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并结合多维广义Yule-Walker方程和广义矩估计的思想，基于比率值构建方程维数的自适应选择方法，给出可行的模型参数估计方法及估计量的理论性质。另外，利用数值模拟评价本文所提模型估计方法的有限样本性质，且模拟结果表明模型对样本的解释能力也较强。最后，通过省域样本数据，实证研究我国各地区在两层次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点对点影响关系，发现各地区和区域当期的两层次市场影响方向往往存在对称性，但影响强度非对称，而前期两层次市场的发展水平对当期发展的影响关系表现为非对称。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统计内涵的深入考察,本文在充分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同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项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标数量不多但覆盖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指标不重复,数据易获得。

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度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1978-2008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经济总量增长明显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的异同和SPSS软件——兼与刘玉玫、卢纹岱等同志商榷

连接函数(copula)技术与金融风险分析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统计内涵的深入考察,本文在充分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同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项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标数量不多但覆盖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指标不重复,数据易获得。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特征与实证研究

深入探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是引导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基础。本文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从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证券、碳金融等多个维度定量评价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详细考察了绿色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效应与特征。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二者呈非线性关系,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而言,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大多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处于门限值之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提供参考,也为有重点、分阶段、分区域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应该注意的问题

将主成分分析用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较普遍,但因缺乏应用条件的考虑而导致评价结果不具合理性甚至错误,故应深入研究其应用条件。本文应用因子分析法因子载荷阵的简单结构、加权算术平均数的合理性,得出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的应用条件是:指标是正向、标准化的,主成分载荷阵达到更好的简单结构,主成分正向,主成分与变量显著相关;并结合2010年广东省各市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评价实例提出了一些建议。

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的异同和SPSS软件——兼与刘玉玫、卢纹岱等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