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研究

受众主体评价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统计测度

本文利用2020—202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企业与居民双端数字经济服务质量调查数据，以受众主体的主观评价为主视角，结合区域发展客观表现，从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三个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进一步设计基于树模型和集成学习算法的赋权体系以及考虑地区间互补性的指数聚合方法，测度全国层面、地区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研究发现，全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稳步上升，但各省份发展水平存在差距。其中，高效能维度是省际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但其影响逐渐减弱，各维度内部差异引发的全链条协同错配已逐渐成为影响不平等演化的重要机制。通过构建空间马尔可夫概率矩阵发现，高水平地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对周边具有显著带动作用。本研究结论不仅从受众主体评价视角提供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验证据，也为因地制宜施策、促进区域协同提质提供了实证参考。

数据赋能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思考——基于文献计量的研究趋势分析

面对老龄化与少子化双重挑战，银发经济逐渐成为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深入分析相关政策文件，厘清银发经济的概念、特点及发展现状，并进一步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梳理国内外关于银发经济的研究，发现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运行机制、社会变革、政策法规、城乡发展、生活变化、市场转型、人力资源管理及技术进步等8个方面。现实中，银发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伴随着结构复杂、体量庞大的数据积累，必须有效利用该数据资源，实现数据对银发经济的有效赋能。本文对以上8个方面进行剖析，提出相应研究议题，具体包括银发经济运行机制的定量计算研究，数据驱动的银发经济社会变革分析研究，数据驱动的银发经济政策法规制定与评估研究，数据驱动的银发经济城乡发展评价与路径研究，数据驱动的银发经济人力资源管理与优化研究，银发经济市场转型中商品生产与销售的测度研究，银发群体高质量生活的发展模式定量研究，以及数据驱动的银发经济技术升级与开发研究。本文研究有助于完善银发经济理论框架，相关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也有助于进一步释放银发群体经济潜力。

从投入产出模型到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用机理与实证研究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是量化政策经济影响的重要工具，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模型的求解机理及结果内在成因。为此，本文构建一个简化CGE模型，对模型求解过程进行详细分解和剖析，并基于高斯消元方法及矩阵分块求逆方法，研究发现并理论证明了CGE模型本质是由经典投入产出（IO）数量模型、价格模型以及两者间交互作用机制构成。为深入解析CGE模型内部求解路径，本文将CGE模型传导机制分解为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显性化展示模型内部的逐轮求解过程。最后，本文基于最新的2023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分别从需求侧（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和供给侧（最低工资调整）开展实证分析，发现价格与数量变量间的交互作用是使CGE模型与IO模型在政策模拟评估中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一种基于IO模型视角的CGE模型机理解析方法，为学者在实证研究中深入理解CGE模型提供新视角。

“一以贯之”还是“因时制宜”——基于混频MS-DSGE-AFNS模型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研究

准确把握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整进程，评估不同调控力度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助于完善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本文在标准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引入马尔可夫状态转换（MS）的货币政策规则系数和无套利Nelson-Siegel利率期限结构模型（AFNS），构建包含国债收益率的混频MS-DSGE-AFNS模型，全面刻画我国货币政策多工具、多状态的特征，并实现政策有效性的多维评估。研究发现：第一，货币政策可划分为积极和温和两种状态，分别对应较强和较弱的政策调控力度，2017年后货币政策更偏向于温和状态；第二，温和状态利于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提升，但面临负向外生冲击时，积极状态更有助于刺激经济复苏；第三，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国债收益率的信息传导效率更高，数量型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调控能力更强，国债收益率是货币政策调控实体经济的重要传导渠道；第四，反事实分析显示，单一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不及两类货币政策工具协同调控。研究表明，应当依据经济条件因时制宜地实施货币政策，平衡好政策传导的效率与效果，充分发挥多工具、多状态货币政策框架的优势。

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成本降低与福利增进——数字与交通基础设施的协同效应分析

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的核心，数字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已得到广泛论证。但现有文献较少涉及对两类基础设施的协同效应分析，以及从全局的视角评估区域和行业关联的福利效应。鉴于此，本文基于城市层面构建考虑商品和劳动力流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量化评估数字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降低区域间贸易成本、推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所产生的全局福利效应。本文简约式估计表明，数字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分别通过缩小数字鸿沟和缩短运输时间，共同降低区域间贸易成本并具有协同效应。结构式估计表明，2012—2019年，数字与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促进全国平均福利水平提升约11.26%，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产生的福利效应分别为3.53%和5.46%，二者的协同福利效应达到2.26%。若进一步考虑数字基础设施对生产率的影响，则基础设施建设的福利效应达到16.02%。该结果明显高于加入WTO、共建“一带一路”、加入RCEP和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等所产生的福利效应，且在贸易弹性调整、改变迁移弹性、考虑关税水平变动等多种情形下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降低区域间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和商品流通、带动可贸易行业的福利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通过贸易活动强化投入产出关联，促进劳动力流动，对不可贸易行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价格分化、通胀周期性和菲利普斯曲线的双（单）平坦化

近年来，我国通胀呈现出周期敏感性下降及消费者价格（CPI）与生产者价格（PPI）周期分化的独特现象。本文从斜率假说和冲击假说两大角度探究该现象的成因。基于时变参数模型证实，消费品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比投资品部门更平坦，且在2010年后进一步平坦化。为解释此现象，通过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显示，消费品部门的广义斜率更低，这主要源于狭义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差异、要素流动摩擦及投资冲击的非对称效应，而2010年后的平坦化则归因于消费品狭义斜率的下降和资本流动难度的增加。同时，研究证实供给类冲击主导CPI波动，而需求类冲击主导PPI波动，这是造成两者周期性差异的另一关键原因。扩展分析还表明金融摩擦会放大部门间菲利普斯曲线斜率的差异。本文研究为理解我国的价格分化及货币政策的重新锚定提供重要启示。

无工厂生产的界定、归类和识别研究——以我国上市公司为例

经济全球化发展促使生产呈碎片化趋势，生产所需的资源能够通过跨国贸易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一种无工厂生产的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并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制造、医药制造、电子设备制造等多个领域。无工厂生产的统计界定和归类仍存争议，其识别工作进展缓慢。本文梳理相关研究，厘清无工厂生产的定义和内涵，提出宽口径无工厂生产定义和纳入制造业的归类建议，并以我国视角，对无工厂生产者的归类进行探讨；在现有数据基础上，识别出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无工厂生产者并分析其特征，为无工厂生产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农林渔业卫星账户：历史演进、标准前沿与中国方案

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是国际农林渔业统计的有效工具。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统计司于2020年发布了农林渔业卫星账户的最新国际标准，即《农林渔业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AFF 2020）。基于此，本文追溯农林渔业卫星账户从以SNA为框架到以SEEA为框架的指南转变过程，探究各国实践农林渔业卫星账户的历史；梳理SEEA-AFF 2020的标准框架脉络，提炼SEEA-AFF 2020账户的编制方法、数据来源与编制难点，分析SEEA-AFF 2020相比于以往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指南的核心变化；根据我国农林渔业统计的现状、问题和改进难点，设计我国的账户编制方案，试编部分农林渔业卫星账户，以期为我国编制农林渔业卫星账户提供一定参考。

投入产出框架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赋能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测算研究

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标准，构建了反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DIOT）模型，并编制了2007年、2012年、2017年和2020年我国139部门的DIOT表，进而测算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通过产业关联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第一，2007—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的贡献稳步提升，2020年分别达到24.51%和19.31%。第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正在成为经济和就业增长的重要动能。2007—2012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主要源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拉动，到2012—2020年则转变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拉动。第三，分行业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自身创造的增加值和就业大于其对传统产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作用，且近年来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服务业贡献相对较大，且贡献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而对制造业贡献相对较小。第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与传统产业具有紧密的生产关联，传统产业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依赖度不断提升，数字赋能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增强，在分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经济和就业的贡献时需要考虑其通过产业关联发挥的赋能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更加科学准确量化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贡献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实证参考。

我国数字经济融合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本文从价值链投入产出视角界定了数字经济融合的概念和范围，划分数字经济融合类型，构建了一组数字经济融合测度指标体系。基于RAS的拓展方法（IGRAS）创建了2001—2020年数字经济序列投入产出表新数据集，测度了数字经济核心部门内部以及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数字化效率提升部门之间来自供给与需求两个方向的融合程度，总结了数字经济融合的主要特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供给侧和需求侧部门的平均融合度均超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均融合程度，呈现出较强的拉动与推动力量；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原材料、能源和机械制造部门的供给侧融合度较高，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供给侧融合逐渐加深，反映出数字经济核心部门发展对上游关联部门的依赖性增强；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部分制造业部门和研发部门的需求侧融合度较高，表明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为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开展研发活动提供了数字化和智能化支持，不同部门的数字化进程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类型的数字经济核心部门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融合方式呈现多样性，体现了基于数字经济产业关联的紧密性与渗透性差异。本研究对于把握现阶段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特征和趋势，深刻认识数字经济融合的多样化模式，对激励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统计内涵的深入考察,本文在充分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同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项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标数量不多但覆盖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指标不重复,数据易获得。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度量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1978-2008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经济总量增长明显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的异同和SPSS软件——兼与刘玉玫、卢纹岱等同志商榷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及ML指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倒退且不具收敛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如此,仍有一半左右的工业行业在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较高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权结构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资本深化、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外商投资能提升技术进步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未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规模并无直接关联。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党的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测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高质量发展统计内涵的深入考察,本文在充分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同类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手,构建了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部分共27项指标构成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特点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指标数量不多但覆盖新发展理念的各个方面,指标不重复,数据易获得。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机理、特征与实证研究

深入探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是引导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高质量发展迈进的基础。本文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从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证券、碳金融等多个维度定量评价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详细考察了绿色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效应与特征。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二者呈非线性关系,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而言,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限值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当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于门限值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大。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大多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处于门限值之下。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构建绿色金融理论体系提供参考,也为有重点、分阶段、分区域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应该注意的问题

将主成分分析用于多指标的综合评价较普遍,但因缺乏应用条件的考虑而导致评价结果不具合理性甚至错误,故应深入研究其应用条件。本文应用因子分析法因子载荷阵的简单结构、加权算术平均数的合理性,得出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的应用条件是:指标是正向、标准化的,主成分载荷阵达到更好的简单结构,主成分正向,主成分与变量显著相关;并结合2010年广东省各市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评价实例提出了一些建议。

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的异同和SPSS软件——兼与刘玉玫、卢纹岱等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