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要素收入分配公平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我国持续推进多年的绿色低碳转型能否改善要素收入分配，本文构建要素收入分配理论框架，揭示绿色低碳转型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进而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对理论结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劳资价格加成比显著提高整体劳动收入份额，进而缓解要素收入分配失衡问题，且这一问题的改善主要得益于第二产业、碳排强度较低行业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优化。此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还通过试点带动效应，进一步改善试点城市临近区域要素收入分配，但这一效果依赖于空间距离。因此，要科学选取低碳试点城市，合理规划试点城市空间布局，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有力推进共同富裕建设。
本文在双重差分模型下提出一种新的协变量平衡法估计倾向得分，进而估计受处理者的平均处理效应（The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ATT），该方法使控制组协变量逼近基的加权样本均值等于总体协变量逼近基的样本均值。相比于传统估计方法，本文提出的方法有如下优势，一是，能够有效减少极端估计权重的出现，进而提升目标参数估计量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二是，无需对倾向得分做任何函数形式假定，从而可以有效避免模型误设，且所得ATT估计量的权重自动满足归一化条件；三是，最优化函数满足严凸性且不带任何约束，从而确保解的唯一性和求解简便性。在某些正则条件下，本文证明ATT估计量具有一致性与渐近正态性，并且渐近方差可达到半参数效率的下界。此外，进一步使用蒙特卡罗模拟考察估计方法的有限样本性质，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较高的估计精度。最后，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性。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应用促进产品更新替代及生产效率提升，通过创造性破坏促进经济增长。本文立足国民经济核算框架，探究创造性破坏引致经济漏测的内在机理，构建价格指数中质量变化和固定篮子偏差的估算模型以及经济增速偏差的敏感性分析框架，并利用京东消费大数据测算我国计算机行业经济增长偏差。结果显示，2017—2022年我国计算机行业同比价格指数年均被高估5.38个百分点，据此估算得到这一时期全行业经济增速年均被低估约0.059个百分点。采用跨国转移法的进一步估算结果表明，2004—2014年我国计算机行业的平均经济增速偏差为0.317%，高出美国同期0.08个百分点。
随着群组评价逐渐复杂化，子群间的异质性问题不可避免地使得评价结果可比性降低。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基于共识网络的异质性子群评价机制。首先，本文从评价序的一致性视角出发，基于历史评价信息挖掘专家直接与间接的共识联系，构建专家的综合共识矩阵，提出专家共识网络博弈权，该权重既尊重专家个体意见，又兼顾与其他专家共识水平。其次，从评价值差异视角出发，构建专家综合差异矩阵，结合网络博弈权重对本次评价进行子群间调整，从而改善子群间异质问题。再次，以子群内共识度为判断依据，识别非共识子群与低共识专家，并修正偏离的评价意见，实现子群内共识调整。最后，以应用实际案例演示评价过程，通过方法比较表明，基于共识网络的异质性子群评价机制更具合理性和稳定性。
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但近年来全球ICT产业发展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影响。本文构建了1996—2022年间全球126个经济体的ICT贸易依赖网络，探讨其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其中包括两次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冲击的关键事件，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研究发现：ICT贸易依赖网络呈现“核心–外围”结构和“小世界”特性，中国和美国是关键枢纽，中美之间合作与冲突并存；不同时期ICT贸易依赖网络存在结构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冲击降低了网络连通性和互惠性，增强了地理区域化特征。2018年以后，中美ICT贸易依赖关系逐渐减弱，与区域贸易协定（RTA）合作伙伴的联系增强；ICT贸易依赖网络关联关系的形成同时受到内生和外生机制的影响，经济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RTA签订及RTA数字化程度对ICT贸易依赖关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特别是在摩擦冲突加剧期，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签订数字化程度更深的RTA条款能更有效地维护依赖关系。本文研究表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积极倡导基于规则的多边数字贸易体系是抵御逆全球化风险的有效策略。
银行业风险防范的底线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会计信息可比性角度探究市场监督在银行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即“紧箍咒”效应。具体而言，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能够降低银行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且主要通过减少道德风险问题、弱化管理者自由裁量权以及增强内部风险控制三种渠道。会计信息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紧箍咒”效应在银行规模、系统重要性等方面有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存款利率市场化使银行需要为自身高风险投资行为承担资金成本上升的代价，“紧箍咒”效应也有所增强。此外，银行风险防范不仅需要依靠政府力量，还可以发挥市场作用。此研究发现有利于拓展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本文借助国内生产总值（GDP）生产法核算思路，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的统计标准、口径和范围，首次设计并应用五步法测算2007—2022年我国30个样本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的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利用核密度估计与Dagum基尼系数考察区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的演进趋势与差异来源，为各地区贯彻落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新经济目标提供量化支撑。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稳步上升且在2013年后显著高于GDP增长率，但存在产业分化和区域分化。具体来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主要集中于数字产品制造业与数字技术应用业，且是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结构性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相对规模由“高–低”两极分化向“高–中–低”多极分化转变，且极差有扩大趋势。东部–中部、东部–西部差异有所缓和，但2010年之后南方–北方地区差异超过东部–中部差异，逐渐逼近东部–西部差异。因此，要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必须在深入理解和把握数字产业化的规律、趋势和政策需求基础上，破除其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形成东西南北中纵横联动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货币政策会通过风险承担渠道传导导致金融体系内的风险积累，需要构建有助于稳定货币预期的内在稳定器。金融科技的兴起既为银行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驱动力，也对传统银行经营模式形成巨大冲击。本文将金融科技纳入银行道德风险（DLM）理论模型，考察金融科技影响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微观机理，并利用2011—2022年我国商业银行数据对理论结果进行验证。研究发现，金融科技能够缓解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造成的波动影响，表明金融科技对货币政策冲击具有稳定器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一方面通过降低银行利差依赖来减缓逐利效应，另一方面通过转变银行抵押思维来减轻估值效应，进而缓解货币政策的风险冲击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银行资本监管压力较小、地区金融监管较弱、金融科技被纳入监管体系后以及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时，金融科技具有更显著的风险稳定效果。本文研究深化了金融科技与货币政策传导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认知，为金融科技监管以及货币调控的政策设计提供实证依据。
我国正全面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谈判，协定明确提出设立安全互连的“单一窗口”，以促进跨境贸易管理有关的数据交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政策作为数字贸易便利化领域的重大举措，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其实施效应的实证研究甚为缺乏。本文基于1995—2019年全球225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单一窗口”政策对国家或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实施“单一窗口”政策能显著促进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出口国或地区实施“单一窗口”政策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供应链效率和促进中间品进口三个渠道促进该国或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实施“单一窗口”政策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单一窗口”政策实施对中间品和低技术产品出口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相对更大。研究还发现，出口方和进口方之间实现“单一窗口”跨境互操作，会进一步放大“单一窗口”政策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该结论为我国以加入DEPA谈判为契机，加快推进“单一窗口”跨境互操作等数字贸易便利化条款的试点提供经验证据。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产业载体，也是新质生产力驱动作用的具象表征。本文将现代化产业体系细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化产业5个部分，利用投入产出表模型从产业规模、产业关联力、产业辐射力、产业开放性、产业就业贡献力5个角度构建多指标评价体系，最后基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研究结果揭示新质生产力驱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驱动作用明显，但仍有待进一步激发。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化产业要素资源优势明显，而现代农业发展规模较小，先进制造业易受进口品制约影响，且二者发展活力均有待加强。下一阶段应坚持内外联动，加快产业融合，激活创新引擎，释放要素红利，以进一步增强新质生产力驱动作用，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