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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赵星;前沿研究关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却普遍忽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未重视其传导机制检验，以及技术创新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2006—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不同政府关注度时期、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不同传统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程度地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有助于提升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回归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和扩大技术溢出提升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第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地区技术创新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政府关注度较高的时期、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和传统交通基础设施较发达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本研究有助于厘清我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为提升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周国富;陈菡彬;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企业数字化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周冬华;万贻健;数字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本文基于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层面的数字化指标，并以2000—2022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每提高数字化程度一个标准差，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3.73%，且该促进作用存在一定持续性。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双重差分（DID）、替换生产率和企业数字化指标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实施数字化转型可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水平，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企业截面差异发现，在规模较大、管理效率较高、资产流动性较低以及竞争力较弱的组别中，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强。本文不仅补充了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提供经验证据，还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数字政策提供参考。
基于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的中国碳排放收敛分析
吴建新;郭智勇;本文采用连续性动态分布方法结合2002—2011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的动态演进和长期趋势。研究发现,虽然在研究时期内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均为单峰分布,但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二者都将出现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且这种俱乐部收敛并不由地域因素决定。为了避免出现俱乐部收敛的极化现象,应重点控制碳排放强度约为4.05、4.7倍均值和人均碳排放约为3.9、5.0倍均值城市的碳减排。
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刘洪波;邸建亮;王冉;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运行带来严重冲击，居民消费大幅下滑，促进居民消费加快恢复对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和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全国住户调查数据和2020年5月开展的关于居民消费的重点调查数据，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深入研究疫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及其时间变化趋势，以及疫情影响居民消费各项因素的贡献大小，探讨疫情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制和途径。研究表明，疫情暴发后的17周内（2020年1月20日至5月中旬），现金口径的居民消费支出平均下降19.5%，疫情暴发后第1周居民消费支出增加，第2周至4周内下降最为严重，第5周开始明显反弹并保持波动恢复态势，但至5月中旬仍未恢复到正常增长路径。消费项目限制因素、收入下降因素、风险意识上升因素和消费场景变化因素对居民消费平均降幅的贡献率分别为29.6%、29.4%、15.9%和13.0%。居民收入以外的因素，即疫情对经济社会环境和居民消费心理的影响，是疫情暴发后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产业数字化程度的测算与分析
刘波;洪兴建;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不断融合，产业数字化逐渐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基于行业视角，本文借助增长核算框架测度2001—2020年我国不同行业的数字化程度，采用泰尔指数及分解方法考察各产业数字化程度的行业差异及动态演进，并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不同类型部门之间的经济关联。研究显示：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速度快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大于数字产业化的直接贡献。从趋势上看，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势头良好、稳中有进，但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等行业的数字化进程缓慢，有很大增长空间。从差异上看，我国产业数字化程度呈现“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特征，虽然三次产业之间的数字化程度差异逐渐缩小，但产业内部差异依然较大，且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第三产业表现尤为明显。数字经济高融合产业依靠关联效应拉动产出增长，而低融合产业主要依靠内生发展拉动增长，亟需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实现产业协同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影响分解与对策研究
张友国;孙博文;谢锐;本研究综合应用投入产出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评估了新冠肺炎疫情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冲击我国经济产生的直接和间接产业链效应、反弹效应以及短期与长期的综合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基准水平,短期内(2020年)疫情的需求侧产业链效应可导致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3.3%,而不同情景下供给侧产业链效应可使GDP下降6.4%～12.8%,但反弹效应能分别抵消需求侧和供给侧产业链效应的50%和65%;相较于基准水平,如不采取干预政策,疫情的供需综合冲击将使GDP在短期内下降5.9%～6.5%,长期内(2021—2035年)下降7%;疫情冲击不同行业引起的经济系统损失差异较大,其中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应引起关注;短期内,实施稳就业和稳投资政策,将劳动投入损失控制在较小程度,投资规模恢复到基准水平的95%以上,则可使我国经济实现1.41%～2.96%的增长;长期内,采取稳就业、稳投资措施可在长期内将GDP相较于基准水平的降幅维持在1.5%～2.5%之间;采取稳就业和适度扩张性投资可在长期内使GDP逐渐收敛于基准水平,但可能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因此,进一步释放经济体系反弹效应以及稳就业、稳投资是应对疫情经济影响的重要措施。
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大气十条”政策的实证研究
唐礼智;周林;杨梦俊;本文以“大气十条”政策为例，使用双重差分法和机器学习方法来探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2007—2017年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双重差分法的回归结果显示，“大气十条”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绿色专利总水平、绿色发明专利水平和绿色实用专利水平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采用PSM-DID、面板Tobit等方法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文中进一步采用广义随机森林模型中因果森林进行异质性分析。在构建森林的过程中发现，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是影响绿色创新最重要的两个分裂变量。通过因果森林对连续变量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气十条”政策的影响下，企业规模与绿色专利总水平、绿色实用专利水平先呈“倒U型”关系再呈“U型”关系，与绿色发明专利水平呈“倒U型”关系。这一结果表明，在进行绿色实用专利研发上，小企业和大企业各自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在进行绿色发明专利研发上，规模较大的企业激励相对不足。进一步分析表明，为了提高绿色创新水平，企业会加大研发资金和人员的投入，绿色创新的实现可以降低企业的单位排污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提供富有针对性实证参考。
数字贸易测度的概念架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初探
贾怀勤;高晓雨;许晓娟;方元欣;数字贸易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也是各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领域。然而,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概念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直接影响着数字贸易市场拓展和规则制定,数字贸易测度也成为国际贸易统计领域具有挑战性课题。本文在回顾和梳理国际社会关于数字贸易概念和测度方法既有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贸易的"二元三环"概念架构,构建了测度数字贸易规模的指标体系,开发了以"实际数字交付比率"为关键的数字贸易测度法,并使用中国"两化融合"平台数据库的数据,对中国2018—2019年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了试测度。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数字贸易测度研究以及有关部门建立数字贸易统计监测制度具有借鉴作用。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
李腊生;耿晓媛;郑杰;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紧密的"父子关系",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价中,对中央政府"父爱主义"的忽略往往会夸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将中央政府"父爱主义"提炼成地方政府债务的可转移性特征,通过引入地方政府债务可转移性这一因素,提出了相应的KMV修正模型,并以2008-2010年全国18个省市的相关年度数据为样本,经相关面板数据分析,利用KMV修正模型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以及在给定1%和5%违约概率前提下地方政府债务转移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本质上并不存在经济上的违约风险,但地方政府债务却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对此,本文最后依据压力测试分析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