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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约谈与环境治理:以空气污染为例
石庆玲;陈诗一;郭峰;在属地化的环境管理体制下,要治理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必须敦促地方政府和官员增加对环保工作的重视,为此环保部门采取了一种约谈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制度。本文针对公开约谈的25个城市,使用断点回归方法评估了这一政策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实证结果发现如果是因为空气污染原因被约谈,则约谈对空气污染有明显的治理效果,但如果不是因为空气污染原因被约谈,则约谈对空气污染就没有影响。对单项污染物的分析则发现约谈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治理PM2.5和PM10上,而对其他空气污染物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目前空气污染治理考核主要集中在PM2.5和PM10上完全一致。此外,约谈的空气污染治理效应只在短期内有效。
流通数字化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机理与效应研究
郝爱民;任禛;冉净斐;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本文聚焦流通数字化发展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实证检验流通数字化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传导机制和异质特征。研究发现，流通数字化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且该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流通数字化发展能够通过加快创新要素流动、扩大企业规模、释放消费潜力等途径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基础设施水平、城镇化率和人口集聚程度较高地区，流通数字化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流通数字化与统一大市场之间存在基于基础设施、城镇化率和人口集聚水平的门槛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进一步加快流通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破除区域间要素流动壁垒、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
SNA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生产核算问题研究
彭刚;朱莉;陈榕;我国尚未建立起数字经济生产核算体系,缺乏数字经济增加值等官方统计数据,不利于全面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及制定相应政策。本文基于SNA视角探究了我国数字经济生产核算相关问题,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不同阶段其内涵表现不同,相应生产核算范围既是对现有SNA的延续,又具有一定的发展和突破;从核算目的、核算主体、核算客体和核算方法等要素看数字经济生产核算,既应与传统SNA生产核算保持协调和遵循,又分别表现出其特殊之处;我国应分阶段推进数字经济生产核算实践,新生型数字经济可借助"三新"统计工作实施,融合型数字经济需借鉴R&D核算制定专门的核算和调查制度。本文能够为我国统计部门开展数字经济生产核算工作和认知数字经济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失败再创新行为与再创新绩效——基于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叶建木;张洋;万幼清;本文以2011—2019年我国医药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了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失败再创新行为与再创新绩效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团队风险偏好正向影响失败后技术开发阶段再创新绩效,但负向影响失败后成果转化阶段再创新绩效。失败后全新创新在高管团队风险偏好与失败后两阶段再创新绩效间皆存在中介作用,而失败后追加创新未见中介作用。同时,高管团队风险偏好对失败后两阶段再创新绩效的影响较对成功后两阶段再创新绩效更显著,且失败后全新创新较成功后全新创新的中介作用更显著。本文旨在为企业构建合理的高管团队、改善其失败再创新行为、提高再创新绩效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借鉴。
2035年共同富裕阶段目标实现指数监测研究
吕光明;陈欣悦;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的总体奋斗目标和“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具体实现建议。在此背景下，监测2035年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阶段目标的实现过程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现有研究达成的富裕水平和共享程度两个维度共识的基础上，分别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统计司、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五大国际组织的国家发展分类变化和中国收入分配近期变动特征的剖析出发，分别探讨两大维度监测的重点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UNDP的经不平等调整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做法，尝试给出2035年阶段目标实现的综合指数模型框架，并进行相关的收入富裕水平实现指数、其他富裕水平匹配指数、收入共享程度指数和公共服务共享程度指数设计。初步的测算分析结果表明，该综合指数模型基本能够满足2035年阶段目标实现的政策监测需求，但仍有一定的扩充改进空间。
中国省际资本存量与资本回报率
贾润崧;张四灿;本文以资本折旧率为突破口,利用经济计量的方法估计出不同省份的资本折旧率,重新估算了中国省际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对资本回报率进行了再估算。结果显示:(1)折旧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周期波动。(2)中国资本产出比近年来增长很快,但与世界工业强国相比,我国资本产出比尚处于合理范围内,资本积累未出现过剩迹象。(3)资本回报率直到金融危机前都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但此后出现反转。省际间资本回报率的差异表现出缩小趋势,可以推断危机后较低的资本回报率更多反映了资本在不同产业和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错配。与过度投资相比,这或许是中国投资目前面临的更严重问题。
动态因子模型及其应用研究综述
高华川;张晓峒;动态因子模型(DFM)的基本职能是对高维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即从高维数据集中提取变量间的协同变动信息。在理论上,本文系统梳理了DFM的模型形式设定、估计方法以及结构化建模技术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前沿。在应用方面,本文总结了DFM在预测、构建经济周期指标和通货膨胀指数、以及经济结构分析中的应用研究。最后,归纳出了DFM计量分析的研究脉络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劳动力流动、资本转移和生产率增长——对中国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李小平;陈勇;要素流动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的关系反映在“结构红利假说”中: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或高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动时,会促进总生产率增长。本文使用常用的和扩展的shift-share方法实证检验了1998—2004年期间中国省际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劳动力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考虑Verdoorn效应后,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对中国工业TFP增长的总贡献较小,即结构红利假说并不显著;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绝大部分原因还是内部增长效应。因此,更合理的配置省际工业间的生产要素显得很有必要。
中国制造业存在产业“微笑曲线”吗?
高翔;黄建忠;袁凯华;本文利用1995-2011年OECD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在区分贸易方式后测算和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国内销售、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部门的产业上游度和国内增加值率及其变动特征,并研究了我国制造业是否存在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国内增值收益之间的产业"微笑曲线"关系。研究发现:①我国制造业产业"上游化"趋势明显,上游度增幅由高到低依次为国内销售、一般出口和加工出口;②国内销售和一般出口部门的国内增加值率呈现下降趋势,而加工出口部门的国内增加值率则大幅提升;③我国制造业的价值链曲线并非一成不变,产业"微笑曲线"不具有通用意义,并且贸易方式、时间演化和要素密集等异质性特征对于制造业的价值链曲线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因此,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环节的连续、多点嵌入。
通货膨胀影响因素识别——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再检验
肖争艳;陈衎;陈小亮;陈彦斌;准确识别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可以前瞻性地防范通胀风险及其危害，具有重要政策意义。已有研究主要使用SVAR等传统计量方法分析通胀的影响因素，但传统计量方法能够涵盖的因素种类和非线性关系有限。考虑到机器学习方法能够有效突破传统方法的局限，本文综合使用SHAP值解释性方法和SVR等多种非线性机器学习方法，重新识别了2001—2019年间我国所发生的5轮通胀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通胀预期和食品价格上涨是过去20多年间多轮通胀的共同驱动因素；第二，消费和投资等需求拉动因素对通胀的影响逐渐减弱，成本推动因素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对通胀的影响不断增强；第三，货币政策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影响通胀走势，并且一直是通胀的重要影响因素。有鉴于此，建议通过加强引导通胀预期、稳定食品生产和供应、营造良好经营环境以缓解劳动成本上涨压力等举措防范通胀风险。此外，不能因为担心通胀压力就过于束缚货币政策的力度，应该在做好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宏观审慎监管的前提下，适当加大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以更好地应对我国经济下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