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研究

高铁开通的经济效应:“减排”与“增效”

文章将高铁开通视作准实验,基于2003-2017年我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的"污染减排"与"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1)高铁开通具有"既减排,又增效"的经济效应,在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2)分地区的估计结果显示,高铁开通的"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得到验证,西部地区更为明显;而高铁开通的"增效"效应在三大区域皆得到验证,且"增效"效应从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3)分城市规模的估计结果显示:高铁开通的经济效应仅在小城市中未能得到验证,在中等及以上城市中皆得到有效验证,且伴随城市规模的扩大,高铁开通的经济效应愈加明显。(4)机制研究表明:外商投资是高铁开通"减排"与"增效"效应的有效传导途径;技术进步仅是高铁开通"减排"效应的有效传导途径;而人口集聚与人力资本仅是高铁开通"增效"效应的有效传导途径。

基于CGE模型的中国能源环境政策分析

本文构建了中国的能源环境C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环境反馈机制,详细划分能源部门,并利用该模型模拟分析减少重工业出口退税、征收化石能源从价资源税以及经济结构变动的节能减排效果和宏观经济影响。基于数量模拟结果,本文认为征收化石能源从价资源税是节能减排的一个有效途径,但由于其对宏观经济也将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其征收必须结合各种补贴形式,同时必须建立一个合理透明的能源价格机制。另外,中国必须长期有步骤分阶段地降低重工业比例,提高第三产业比例,短期内可逐步取消重工业的出口退税。

空气污染治理与公众健康——来自“大气十条”政策的证据

为探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的健康效应,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及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基于多项Logit模型的双重差分法(Logit-DID),从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考察"大气十条"政策的健康改善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探讨环境健康不平等的内在原因。研究发现:"大气十条"实施带来显著的健康效应,该政策不仅能有效控制与空气污染高度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占比,还能够间接降低受空气污染影响较小的疾病病情。其作用机理主要通过控制PM2.5浓度改善公众健康,同时该政策对二氧化硫(SO₂)、氮氧化物、烟(粉)尘等其他污染物浓度的下降起到了协同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环境福利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大气十条"政策显著降低了疾病高发人群的发病率,且对女性、城镇居民和低、高年龄段等疾病高发人群的健康影响更显著。本文为政府构建环境健康公平发展路径,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国家数字竞争力指数构建与国际比较研究

当前数字化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深度融合,引领改革发展、创新驱动的未来方向,为提升国家竞争力乃至综合国力注入强大动能。本文对传统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进行扩展,构建国家数字竞争力评价体系,整合国际权威数据,系统评估全球数字竞争力状况,按照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两个维度进行国家划分,研判中国数字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差距及影响因素,为"数字强国"建设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和国际参考。

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文献综述与应用实例

条件分位数回归(conditional quantile regression,CQR)方法已成为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由于CQR结果的经济学阐释基于过多甚至是不必要的控制变量,这与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有可能并不一致。例如,在劳动经济学对教育回报的研究中,无论个体的年龄,性别与家庭特征如何,教育程度对于个人收入的异质性影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即人们想了解收入关于教育程度的无条件分位数估计。本文旨在介绍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无条件分位数回归(unconditional quantile regression,UQR)技术并梳理相关文献。特别地,本文介绍三种重要的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Firpo,Fortin和Lemieux(2009)提出的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ecentered influence function,RIF)回归,Frolich和Melly(2010)提出的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与Powell(2010)提出的一般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另外,论文还运用一个研究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对其医疗支出影响的实例详细说明了新方法的应用。

中国统计数据质量理论研究与实践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对统计数据质量认识的深入,统计数据质量问题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国内学者从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技术方法、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研究,为实际部门的统计数据质量工作奠定了基础。政府统计部门在深化统计体制改革、完善统计法律法规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高统计实践工作的科学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的稳步提高。中国统计数据质量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科学的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机制和全面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是促进统计数据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保障。

政府创新政策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文本分析技术归纳企业年报中政府补贴部分的创新关键词，精确科学地度量政府创新补贴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两类政府创新政策如何影响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实证结果表明，创新补贴对数字企业的自主创新投入呈现U型效应，而税收优惠政策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产生抑制效应。交叉效应结果表明，两类政策工具对数字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形成相互抑制的效应。渠道机制表明，政府创新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市场对数字企业的正面预期，缓解数字企业融资约束同时提升数字企业价值，从而影响数字企业创新活动。本研究丰富了关于数字企业创新在微观层面的实证检验，为我国政府创新政策的精准施策提供理论参考。

人工智能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新一轮技术红利存在吗？

人工智能发展产生的新一轮技术红利开始显现，成为构筑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竞争优势的核心模块之一。本文结合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库和国泰安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并采用二元选择Probit模型就人工智能与企业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是推动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发展能够促进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对不同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带来差异化影响。并且，机器代人能够促进企业劳动力结构优化，产生资源配置的倒金字塔效应。机制分析显示，用工成本削减效应、管理效率提升效应、聚集知识溢出效应是人工智能作用于企业跨国并购的具体机制。此外，本文在考虑跨国并购样本选取、核心指标稳健性、计量模型设定等多方面问题后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人工智能发展对跨国并购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

新发展格局下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来自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探讨了城市数字金融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并基于2011—2018年我国25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城市数字金融显著正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新动能。城市数字金融不仅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而且间接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表明互联网“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达维多定律”在城市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城市数字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还呈现出显著的地理异质性，影响效应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逐次递减。上述结论为我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系等提供政策启示。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有效性及其应用